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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八七章 目的和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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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田安泰所说的军官培训班,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    早在一年前的武汉兵站时期,郑毅就已经开办过一期,规模不大,能够进入培训班进修的二十余人,大多都是连排长以上的初级军官。

    当时的北伐军各部也都有相应的教导师或者教导大队,唯一不同的是郑毅做得更为细致,更具有针对性。

    十方镇下起瓢泼大雨的时候,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汀州城,同样笼罩在大雨之中。

    闽西的同志们早已经分散行动,教导师各级主官也都投入到紧张的训练和军务之中,唯独师长郑毅留在了师部,和毛委员一起讨论即将展开的工作计划。

    毛委员手上此刻拿着的,正是教导师师长郑毅、参谋长王虎臣和各团主官联合编写的军官培训教材。

    这份教材要比一年前使用的教材内容丰富得多。

    在原有测绘基础、看图制图、军需后勤、军事技能训练与考核标准等内容的基础上,新教材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增补,并将教导师成立以来的历次战斗经过和总结纳入其中,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郑毅手里还有一整套黄埔四期学员使用的教材,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进行教学。

    “非常好!能不能让我带一份回去?”毛委员非常欣赏这份军官培训教材,看完后掩卷赞叹,然后说出请求。

    郑毅笑着说道:“没有问题,我的行李箱里还有一整套黄埔四期的各科专业教材,这套教材是黄埔军校集中数十名教官和俄国顾问编写的,比起黄埔前三期使用的那套教材好得多,回头我给你送来吧。”

    毛委员拍了拍手里厚达五十多页的手写教材:“这一份更适合我们红军各部,特别是你们教导师亲身经历的六个战例,每一个战例的前因后果、战前的情报获取、作战计划的制定、战术的运用与配合,以及消耗的弹药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,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记录和总结。”

    “我读完以后深受启发,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......看得出你们下了很大功夫,费了很多精力。”

    郑毅颇为自豪:“其实从北伐初期的长沙兵站开始,我们每天的训练和每次会议都有详细记录。”

    “到了武汉兵站我部扩编为师之后,记录的格式逐渐正规化,内容也更为详细,仅仅只是训练大纲和考核标准我就做了四次大范围的修改和补充。这些资料如今都保存在师部档案里,随时都可以调用。”

    “从南昌起义开始,每一次战斗之后我们都会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总结,详细地把在战斗中出现的问题记录下来,并在以后的训练中加以改进和完善。”

    毛委员赞赏地说道:“你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这一点尤为宝贵,希望继续发扬下去。”

    郑毅点点头,拿起面前的一沓文稿看了看,忽然想起什么,又道:“我还有个打算,请您帮我斟酌一下是否可行。”

    “说吧,你我之间还用拐弯抹角吗?”毛委员笑道。

    郑毅微微降低了声音:“我想借这次机构设置和人员调整的机会,把各主力团团长进行对调,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......”

    “其一是避免出现旧军队中兵为将有或者拉帮结派的现象,二是培养军事主官的适应能力。”

    “以后的战争将会更为残酷,战斗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,这就要求各级军事主官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,快速适应形势的变化并作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。”

    毛委员没有立即答复,点燃支烟沉思良久:“可行!这种情况在现阶段比较少,将来肯定会频繁出现。”

    “郑毅同志,我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,也同意你这么做,但是在调整之前,必须要做好调整对象的思想工作,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。”

    “明白!”

    郑毅继续说道:“还有一个打算已经征求过同志们的意见,基本上定下来了......”

    “今后所有的新兵都由师部直属教导大队进行训练,新兵完成六个月的训练之后,由师部参谋科统一进行分配,各主力团不再承担新兵征募和训练的任务。”

    毛委员连连点头:“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,一来能够让各主力团减轻负担,战斗力更有保证;第二个好处就是平衡与制约,把军队的所有权和作战指挥权分隔开来,能有效地避免你刚才所说的兵为将有和山头主义的弊端。”

    “郑毅同志,你就放手干吧,边干边总结。”

    郑毅终于松了口气:“我得感谢您啊,这些问题听起来简单,但实际上都很复杂,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同志们的担忧和误会,给革命事业带来阻碍,所以我一直没有说出来,除了您我真不知道找谁说去。”

    “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!在此之前,我没想到你考虑得这么深,这么远,比我想象的还要谨慎。”毛委员笑道。

    郑毅呼出口浊气,摇头苦笑道:“不谨慎不行啊!我年纪这么轻就登上这么高的位置,万一有个行差踏错,付出的就是一条条鲜活的性命,损失的就是革命的力量和我们伟大的事业......”

    “哦对了,我差点儿忘了向您汇报一个重要事情!南昌起义以前,我们和民党军队一样按月发放军饷,南昌起义之后,蒋总司令和汪精卫不给我们拨款了,但我们还是从原来悄悄存下的抚恤基金中,拿出一部分作为津贴发下去,数额不大,每个月两个大洋,官兵一致。”

    “在宁都和兴国的两次紧急征兵中,我们给每位应征入伍的新兵发放五块大洋的安家费。”

    “到目前为止,我们在历次战斗中缴获的钱财合计为一百二十七万大洋,其中的七十万大洋已经交给闽省莆田情报站负责人上官咏同志,由他负责支付药品和武器弹药等物资的采购款,剩下的则存入香港银行备用。”

    “另外,我们先后支援井冈山夏坪区委五万元,支援宁都和兴国地方党组织八万元,三个月来聘请各县中医郎中、购买中草药、支付官兵伙食费和津贴共六万二千多元,目前还剩下三十七万元左右,其中三分之一是金条和首饰。”

    “所有的收入和开支我们都详细记了账,每一笔都有我和李昭政委、王虎臣参谋长的签字。”(未完待续。)